卫剑钒，开源圈的“世外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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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在每一场对话中，追溯关于开源的故事，认识那些极客、自由，并坚持着的开源人。
当我们联系到《大教堂与集市》中文译本作者卫剑钒时，他说：“还没有人对我和开源的故事如此感兴趣。”
1997 年，《大教堂与集市》第一版发布。在开源概念传播开来之后，这本书被称作开源“圣经”，书中通过分析 Linux 成功的案例，总结开源开发规律。2012 年，卫剑钒受出版社编辑的邀请，开始翻译这本书，最终在 2014 年完成。据他说，有了解的人告诉他，这本译作华为某部门人手一本。
虽然在开源圈引起了一阵轰动，但翻译“圣经”实际上并没有为他的生活带来太多变化。出书后的好几年，卫剑钒的兴趣主要在网络安全和区块链，鲜少涉及开源。直到 2019 年，接连发表的几篇开源文化与许可证解读文章又让他回到中国开源圈视野中央。
卫剑钒称自己是开源的一个观察者。囿于工作原因，他没有以开源协作的开发方式参与某个开源项目。开源之于他，是一件好事，是时常会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翻译、写文章都是兴趣到了，想写了，凭着一股冲动就动笔了。
然而在旁人看来，这些作品精准道出了开源的理念，有关许可证的解读更是难得的、通俗易懂的好文。认可开源，又能解读开源，开源圈有卫剑钒这样的观察者，未尝不是好事一件。
第一件好事显而易见，卫剑钒为中国开源界做的第一件好事是翻译了《大教堂与集市》。
2011 年，卫剑钒第二次读《大教堂与集市》，颇有感悟，便写了一篇读后感发表在百度空间，摘录了 15 个书中的观点和相关表述。
那时，网上已经有几篇《大教堂与集市》中文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编辑吴怡当时正打算联系某位作者，翻译出版这本书：“这是一本名著，对开源世界有深远的影响，凡是对计算机开源领域有点儿了解，都会知道这本书。”原本吴怡找到了其中一个译本的作者，但对方因要出国留学便放弃了。后来，通过在网络上搜索译本和读后感文章，吴怡发现并联系了卫剑钒。没有太多犹豫，卫剑钒就接下这个工作，顺利通过试译后就着手翻译，也因此和开源结下不解之缘。
（图：吴怡当时在卫剑钒百度空间下的留言）
翻译最大问题出在文本上。吴怡回忆，原作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Eric S·Raymond 的抽象能力又强，引经据典，句子又长又复杂，在很多地方都颇费琢磨，“卫老师翻译一章就发给我，我再改一遍。我与卫老师反复讨论过多次，也修改过多次，直到我这个外行能读懂为止。我自信这是最好的一个译本。”
为了能更准确传达 Eric S·Raymond 的意思，卫剑钒用了非常贴近原文的文风去翻译，力求每个英文实词在译文中都能得以呈现。现在说起，他都会略带调侃地自夸一句：“哇塞，翻译得这么精准！”
当时卫剑钒还和 Eric S·Raymond 多次往来邮件，请教文中的某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什么背景。而 Eric S·Raymond 在得知中国有人在翻译他的书之后也非常高兴，提出一连串问题：对翻译这本书的感觉如何？哪部分好翻，哪部分难翻？对一个双语读者而言，读英语版和中文版在感觉上会有什么不同？
（图：Eric S·Raymond 和卫剑钒的交流邮件）
即便是有 Eric S·Raymond 解答加持，仍然有些长句和难句让卫剑钒挠头。遇到实在难搞的句子，他就在译言网上求助翻译高手，令他欣喜的是，真有高手在人间，有些绝妙的句子正是来自这些高手的帮助。如果你手头有这本《大教堂与集市》中文版，可以在译者序里看到卫剑钒对这些提供帮助的高手的致谢。
由于本职工作繁忙，那两年，卫剑钒基本把所有周末和节假日都给了该书的翻译，经常在咖啡馆一坐就是一天，翻译完成后又认真做了三、四次校对，2014 年终于付梓出版。但是纸质书销量却没达预期。第一版印刷了 4000 本，这与设想中的上万本相去甚远。
（图：图书出版第二次校对时的手稿）
事后总结原因，吴怡提到两点，一是低定价的电子书占去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二是当年国内的开源环境还欠佳。
虽然发行量不高，但在覆盖范围内，书的影响却不小。一位读者看完此书后，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读后感，开头便是毫不保留的赞美：“巴西世界杯激战正酣，有什么可以让我从精彩的球赛中分神几分？有什么可以让我在浮躁的周遭中偷得片刻安宁？是什么让我在掩卷冥思中思绪万千？唯有《大教堂与集市》！”
当时，华为研发能力中心负责内部开源的周代兵看到这本书之后，通过出版社编辑找到卫剑钒，想通过卫剑钒牵线 Eric S·Raymond，邀请 Eric S·Raymond 去华为做咨询合作。卫剑钒后来多次听人说起，华为非常喜欢这本书，陆陆续续买了很多本。
2020 年，华为开源能力中心再次联系到卫剑钒，请教《大教堂与集市》中若干问题，并通过邮件与他探讨开源文化、开源社区、开源治理等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具体话题。卫剑钒对此也深有感触：“没想到时隔多年，华为的人仍然对这本书抱有极大的兴趣。”
Eric S·Raymond 的《大教堂与集市》是第一次从实用性的角度去讲开源，让开源摆脱了自由软件运动的“道德束缚”，同时系统梳理了开源参与者的行为模式、商业路径。现在，想要了解开源的人都会把这本书当做经典入门书籍去读。而卫剑钒的翻译无疑是让这本开源文化奠基之作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开来。
编程与伦理学顺畅翻译《大教堂与集市》，和卫剑钒对编程的喜爱和对伦理学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1988 年，卫剑钒读高一。当时学校开了一门计算机编程课，教学生在 APPLE II 型机上学习 BASIC 语言编程，比如用程序解数学题，画图形，打印数列之类。
“可以说是一见如故，非常着迷”，刚接触到编程，他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其他同学畏惧的难题他那里也不在话下，以至于高中的计算机课程考试他每次都是免试。因为计算机资源宝贵，学校开放的上机时间是短暂的，他每天去学校，都盼着能有机会去机房。后来学校计算机老师通过全校考试选拔了一个兴趣小组，他以高分通过，进入了小组，这下可就像是蜜蜂掉进了蜜罐，“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
（图：高中时期的卫剑钒）
回看这段经历，卫剑钒觉得自己之所以能理解黑客，是因为自己完全能够体会黑客在面对电脑全神贯注编程的那种快感，那种进入“心流”状态的欣喜和忘我。
大学时，卫剑钒听从家人的建议，选择了在当时更为“吃香”的电子工程专业。好在这个专业也有大量的计算和编程，他的爱好和专长仍然可以得到施展。尤其是研究生阶段，他几乎天天都是泡在实验室编码。不过那个时候，几乎接触不到互联网，也完全没有开源的概念。1998 年，他读完硕士后，顺利进入北京某研究所参加工作。没过两年，就邂逅了 Linux ，并通过 CD 安装了 Red Hat 开始探索。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开源软件，认知仅停留在“开源就是源码可得”。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年没有再安装过 Linux 后，2020 年年初，他又翻出一台旧电脑，通过 U 盘安装了 Linux 发行版 Ubuntu，并把过程记录下来，感叹到：“安装体验和 20 年前一样美好！。”
亲密接触开源软件是在读博士时。2001 年，卫剑钒考上了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网络与信息安全。深入学习《UNIX 环境高级编程》之后，他不禁连连赞叹 UNIX 设计的简洁和优美，“这才是给程序员用的操作系统！”。
另外，他当时还参与了一个嵌入式系统开发项目，用到两款开源软件，udhcp 和 dnrd。为了完成移植和完全掌握，他将两个软件大概一万五千行代码从头到尾精读多遍，直到完全弄明白两款软件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符号的确切含义，并修复了软件中的若干处 bug。回想起这点，他说，“这和我翻译《大教堂与集市》以及研究开源许可证的那种劲头是一样的，就是非要完全弄明白不可，一个符号弄不明白都不放过自己。”
不过，当时 GitHub、Gitee 这些现在常用的代码托管平台尚未出现，他并没有机会将代码回馈给社区，“错失”一次参与开源贡献的机会。
（图：北大读书期间的卫剑钒）
通过这些经历，卫剑钒完全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说用开源软件是有成本的，因为使用开源软件是一回事，掌握它并能够修改它就完全另是一回事了，做不到代码级别的理解，在软件出 bug 时，就没办法快速定位和排除故障。但要做到对稍微有点规模的开源软件的代码级理解，可不是一两个人兼职搞搞就可以的。
“能够深入读懂开源软件代码，只说明你是一个逻辑还不错的程序员，不代表你就可以借此了解与认同开源文化。开源软件和开源思想其实是两码事。”卫剑钒非常清晰地给二者划分了界限。”即便是使用开源软件多年的程序员，可能仍然对开源文化一窍不通。”
在求学北大时的另一段经历，悄悄为他牵上与开源文化的红线，若干年后，激发他对开源思想的强烈的发自内心的认同。
2004 年某个周四的下午，卫剑钒路过学校的一间教室，听到一个学生正在讲台上讲博弈论，由于对此早有兴趣，便进去找个座位听起来，原来是教伦理学的王海明老师正在组织学生进行辩论。一节课听下来，净是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于是之后只要有空他都会去旁听这门课。
课堂上，老师喜欢经常组织辩论，讲哲学，讲伦理，讲道德，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卫剑钒也常常加入论战，辩得不亦乐乎。这段经历触发了他研究哲学、研究心理学、研究人类行为动机的深远兴趣。
人是一个道德动物，卫剑钒认为，人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在追求一个“好”字，只不过每个人追求的好不一样，有人只是为了自己好，有人是为了更多人好，“有人说开源无关道德，我完全不认同，开源明显是让更多人受益，而闭源只是好了个人、好了公司……，从道德境界上看，不言自明，高下立判。如果去了解一些自由软件的缘起，你就知道，它完全是自由软件之父 Richard Stallman 强烈道德感之下的产物。”
再触开源可以说，卫剑钒对开源的认可，一直是建立在对编程的着迷和对自由、对道德的追求之上。也正是因为这样，机缘一到，他就会再次扎入开源中去思考。
《大教堂与集市》出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卫剑钒鲜少谈起开源，闲暇时喜欢写写人生感悟或是技术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公众号上。
直到 2019 年，寻思着再写些什么干货时，他想到了这本书，于是拿起《大教堂与集市》，写下文章“开源的七大理念”，总结开源理念的精华。正是这篇文章让开源人眼前一亮，像是发现了一位消失多年的“世外高手”，并迅速将他拉入中国开源圈，国内的一些开源社区和 IT 媒体纷纷找他转载文章，读者也慕名而来。
（图：卫剑钒和开源爱好者参加线下读书活动）
受到鼓励后的卫剑钒又开始着手重新翻译《大教堂与集市》，分篇发在公众号上。他认为，2014 年翻译的版本虽然精准，但是也存在“精准翻译”的通病——翻译腔太重。他在豆瓣上看到一位读者这样的评价：“这绝逼是程序员翻译的。”对此，卫剑钒一方面觉得被人看出程序员特质感到高兴，一方面也觉得该改种翻译思路了。
因此，新版翻译相较旧版更注重表达的易读性，许多地方不再采取直译，不再追求每个单词都精准体现，而是考虑让读者怎么读起来更舒服。通俗表达还被卫剑钒视作写文章的重要目标。他的公众号“微月人话”名字灵感来源于计算机编程著作《人月神话》，改成“人话”，就是想突出“文章是给人看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看他的文章，每篇文章话题都不小，但无一例外通俗易懂。
在这种写作理念之下，2020 年他陆续写出了 MIT、Apache、GPL 许可证的“人话版”解读，受到开源圈的热烈欢迎。
最早那篇 MIT 许可证解读源于一次“吃瓜”。2020 年初，一个名为“新蜂商城”的开源项目引发讨论。项目作者使用 MIT 许可证开源了软件，代码却转手就被 B 站、咸鱼用户拿去商业化卖钱，这种行为自然引发许多人的不满，当然也有人指出，MIT 许可证下，只要保留作者版权声明，其他人可以随意使用。
看到这多种声音，结合自己翻译《大教堂与集市》时对开源理念的了解，卫剑钒找来 MIT 略加阅读，立刻决定写篇文章以正视听。他又发挥起自己“咬文嚼字”的劲头，对 MIT 协议开始精准翻译，再结合对新蜂商城事件的分析，写成“从 MIT 协议谈契约精神”一文，解释 MIT 其实明确允许他人售卖源代码的，不应对自己曾经明文允许的事情又横加指责。文章甫一发布，好评如潮，并引起大量转载。之后在开源爱好者的要求下，卫剑钒又“人话版”翻译了另外两大使用率最高的许可证：Apache 许可证和 GPL 许可证。
实际上，许可证话题也是卫剑钒进入开源圈子后，大家凑在一起最爱讨论的话题。在他看来：开源的宗旨精神全在许可证之中，许可证就是开源软件作者想对其他人说的话，作者允许别人干什么，不允许别人干什么，全都写在许可证中。Richard Stallman 还专门在 GPL 里面用了一章的篇幅，来陈述和呐喊他对自由软件的强烈理念。
（图：GPLv1 序言，“人话版”翻译见公众号“微月人话”）
但让卫剑钒疑惑的是，他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很难找到可供参考的深度解读，即便是许可证原文的翻译也寥寥无几。比如 MIT 许可证只有短短三段内容，但是就连百度百科收录的翻译都很不完整，“许可证这东西出来这么久了，应该会有比较完整和深度的解读，但是好像并没有……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呢？”
“开源的本质是一件好事”
卫剑钒没有怀疑过开源的价值。
在他看来，开源的本质精神是共享。写代码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如果能解决具体问题，显然具备价值，但代码分享本身成本却极低。
和分享实物不同，实物拿出来给别人一份就会少一份；代码分享更像知识分享，分享给别人之后原本的那份还在，而且有可能因为别人的反馈，自身的知识或代码会更好。“开源的本质是一件好事，应该宣扬这种好事。”卫剑钒说道。
“最欠缺的还是对开源文化深层次的认同。”卫剑钒认为，当下中国 IT 界，很多人还是把开源当做一个实用的工具，从实用主义角度看待开源，甚至有些人还持怀疑和敌视态度，认为开源软件使用风险大，包括版权风险、安全风险、运维风险等等。而那种一谈到开源，就积极地想去推广它、宣传它的人就很少。
作为一个开源的观察者和爱好者，卫剑钒会在来了兴致的时候，看一看，想一想，写一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给开源宣传宣传，鼓鼓劲”。正如他看到程序员懒于阅读法律英语写成的文字；看到法律界人士更多从知识产权视角出发；看到开源圈人更关注开源文化和开源治理，所以，面对许可证这个“早该研究”的话题，他便动笔了。
“这段时间是对开源许可证感兴趣，如果时机成熟，我会写一些其他方面的感悟和想法。”直到现在，卫剑钒还是和以前一样，用业余时间写点力所能及的文字，“我希望我的思考能经得起推敲，能给为某些问题困惑的人带来一点启发。”
2020-11-18
2021-01-03
2021-01-01